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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04年梁启超痛批中国文化为何16年后又盛赞？ [打印本页]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0-8-28 09:27
标题: 1904年梁启超痛批中国文化为何16年后又盛赞？
2010-08-28 来源：光明日报
1904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严厉批评中国文化；可到了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中国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的文化。它从农耕经济、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发育，在长期发展中又屡与外来文化交融互摄，因而具有经验理性发达、高扬德性、崇尚智性的特色。由于其内容复杂、价值多层，因而，人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一

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尤其钦佩中国史学的人文精神。他指出，当欧洲史书充斥神异怪说之际，中国已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确切真实地记述历史进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与此类似，德国文豪歌德从明清小说中发现中国人高尚的德性，对之赞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评价中国古典哲思，他的名论是：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还把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皇帝康熙，视作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哲学王”。

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轻视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智慧化身”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语是：

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自17世纪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文化以来，欧洲人便有上述两种中国文化观。如果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崇仰中国文化的较多，那么19、20世纪的欧洲人贬抑中国文化的则较多。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二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但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劢(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这种情形有如下描述：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救国论”，而且是“中国文化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呢？

三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透露出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

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而且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发所揭露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顾东方，发现中国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中国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其实，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巨子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我们今天对此种现象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严氏等前哲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时代消息？今人应当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简言之，否定与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集于一人，是近代中国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的一种反映。西方世界几百年间实现工业化与克服工业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历时性课题，都共时性地提到近代中国人面前，鲁迅1919年在一篇随感录中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又在中国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节制资本”，便是交出的一种有民粹倾向的答案。而梁启超于20世纪初叶的两种极端之论也是试交的一种答案：梁启超1904年批评东亚社会及文化，其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诉求”；而1920年呼唤以东亚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现代文明，其出发点则是“后现代的探索”。

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社会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之际，早已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通过种种渠道朝着中国纷至沓来。这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一方面要扬弃东亚固有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综合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功能”。

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东亚智慧在历史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阐发，留下足以传世的谠论，当然，他未能将两种历时性的论题加以必要的厘清与整合，留下思维教训。

四

当下中国社会及文化转型的繁复性更远胜梁启超时代。自1978年以来的30余年来的社会转型，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时性课题，都竞相在中国大地作共时性演出。简言之，今日中国经历着三个层级变革的交叉互叠——

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需要完成的文化任务。

其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步，作为一种“集权—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扬弃20世纪50—70年代仿效过的苏联模式，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

其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生态问题的提出，“低碳经济”的追求，“可持续发展”命题上升到战略高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倡导，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而此间传统文化提供着某些启示性资源。

因此，近30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且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我们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应当历史地考察中国智慧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认中国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中国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从而不回避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同时还要开掘中国智慧疗治现代病的丰富内涵。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和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两种偏颇，这是梁启超等先辈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教训。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中国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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