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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贤亮亲述文革：啥事都能和“反对毛主席”挂钩 [打印本页]

作者: 陈浩海 时间: 2010-6-10 10:57
标题: 张贤亮亲述文革：啥事都能和“反对毛主席”挂钩
2010-06-10
核心提示：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

本文摘自《张贤亮：亲历历史》作者：张贤亮杨宪益等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

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

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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