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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娘在日遭遇系列生活骗局:坎坷路启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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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ia0203
时间:
2010-2-24 23:05
标题:
上海新娘在日遭遇系列生活骗局:坎坷路启示人们
2010年02月24日
婚姻,她的不幸大多出现在婚姻上面。没有爱情的功利性婚姻,目的达到的那一天,就是婚姻解脱的那一天;目的达不到时候,也是婚姻解除的时候。日本新华侨报网24日刊文报道了一位上海新娘在日本遭遇系列生活骗局的悲惨遭遇。文章如下:
● 当她因为个人婚姻的失败,把目光投向域外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入一个新的生活骗局。
生活好像在捉弄她的命运。在上海,她曾经和一位大学讲师结婚。婚后一年,女儿出生了。谁料,女儿患AB0溶血症,是个天生性痴呆儿。这对于满怀着喜悦和期盼的年轻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做母亲的,可以厮守着虽然痴呆却是自己的女儿;做父亲的,则未都能像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那样,明明知道孩子是痴呆儿,却要和他共生共存。眼看着女儿病愈无望,父亲开始一天天远离家庭,不时地还有“偷鸡摸狗找腥味儿”的事情。
5年。她忍耐了5年,努力了5年。终于,她们离婚了。离婚时,她把一股怨恨形成文字,发表在大上海一张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把前夫推上了“道德法庭”。接着,那所大学把这位讲师开除公职了。她呢,把痴呆的女儿也留给了前夫,算做是最后的惩罚吧。
离开了家庭,她觉得自己像一叶孤舟,究竟应该驶向何方呢?她一边热心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学习针炙推拿,一边寻找着、等待着。
幸福的机遇似乎降临了。一位在上海做买卖的台湾商人出面,给她介绍了一位日本神户的出租汽车司机。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位司机第一次见面就提出结婚的要求。她摇摇头,表示要再交往一段时间看看。司机还真有股干劲,一年之内到上海去了3次。他动情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与其他日本人不同的是,这位司机出生于伪满州国四平市,十多岁时回到日本,不但会说一口中国话,还会用中文写文章。他写出来的情书,真伪难辨,只让人感到温馨的一片情。
她心里清楚,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是再也不会射向自己的了。年轻时的情感是纯真的,步人中年后的情感便多少有些世故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自己要有一个归宿,有一个让孤舟可以落帆停停泊的码头。于是,她和他在上海国际婚姻介绍所登记结婚了。为了等待结婚证书,他在上海停留了15天。她把漂亮的新房安置在自己的家里;既然已经成为夫妻,以后要花的就是日元了,手中的人民币还有什么用呢?花吧,她尽量不让新郎破费,把自己多年辛勤储蓄的人民币倾囊付出。
15天后,他依依难舍地回日本了。自然,和所有分别的新婚夫妻一样,少不了以生命做赌咒的海誓山盟。然而,他的离去,真似“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封信,没有一点音讯。
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她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了。她在上海等待了他3年,想尽一切办法找了他3年。这期间,有人嘲笑她,有人讽刺她,用她的话说,真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她默默地忍受了,只因为她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了。
她不甘心自己这样轻易地受骗。她通过各种运作,终于拿到了前往日本的观光签证。这样,她从上海乘船36个小时,来到了日本的神户。她径直到家里去找他。他吓呆了,他疯狂了,殴打她、痛骂她,把她的行李都扔了出来。她不怕,用自己仅会的几句日语高喊:“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在中国娶的妻子!”结果,她在他的房中发现,他正在和一位来自台湾的女留学生同居呢!
还能说什么呢?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呀!她心里明白这些,只是不甘心这样轻易地受骗。于是,她先办理了离婚手续。接着,她要在他乡异国运用法律的武器,追回自己所受的损失!
● 法律是神圣的,却不是万能的。当她对法律失望的时候,又堕入了一个骗局。
她来到横滨,找到一位仗义执言、为许多中国人打赢官司的律师。她向横滨地方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偿500万日元。
她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打工挣来的钱,几乎都花在诉讼上面了。横滨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了,判决对方支付她80万日元赔偿费。
律师看着这个结果大发雷霆:“在相同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她所得到赔偿就比日本人少。”律师鼓励她向东京高级法院投诉,再打一轮官司。
这期问,对方也在神户地方法院起诉了,反过来要求她赔偿100万日元。对方是日本人,写起诉讼状来不需要经过他人翻译,也就不用支付翻译的费用;对方心里知道官司打不赢,所以也不请律师,也就不用支付律师的费用;对方需要支付的不过是法院受理本案的手续费。对方掌握的证据,是对方从她在中国的前夫那里搞来的一封又一封“揭发信”。她没有料到,情场上的报复竟会如此持久不衰。现在,她不出庭不行,不回答法庭调查不行。到神户出庭,需要支付一笔交通费;回答法院调查,书面材料都要用日语翻译好,这又需要支付昂贵的翻译费;自己心里没有底,只好请律师一起前往,这又需要一大笔开支。
当然,对方是败诉了。其实,对方的目的并不是在胜负,而是要从经济上摧垮她。于是,对方再次向大阪高级法院起诉。她呢,不得不循环往复,再来应付一遍。她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这一次,对方仍然是败诉,她在经济上则几乎达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好不容易等到东京高级法院的判决下来了。结果是维持原判!看着这纸判决书,她泪水涟涟,欲说无语。她努力克制自己,让自己不要丧失理智。80万日元也罢,先要回来再说。她乘夜间长途汽车再次前往神户。敲开门后,她呆住了,对方又结婚了,妻子是上海人。她知道,当年对方到上海相亲时,曾经见过这位女性,正是因为不满意这位女性身上的狐臭,才转过身来追求她,有了这样一段姻缘。谁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阴错阳差,他们又凑到一起了。
她顾不上这些了,拿着判决书让对方支付80万日元赔偿费。对方不肯,夫妇竟然联合起来痛打她。周围的邻居吓坏了,打电话喊来警察。警察来后看了看,说这是民事纠纷,他们无法干预,转身扬长而去。她返回东京,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法院回答说:强制执行判决,你首先需要支付10万日元手续费。另外,即使是强制执行,也只是一次性扣除本人薪水的1/4。对方现在月薪是20万日元,强制执行后你只能拿到5万元。
苍天无眼!为这场官司,她付出了200多万日元。结果却是如此。这时,一位和她一起打工的留学生劝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先想办法在日本留下来,这样以后还有机会去要钱。”在这位留学生的介绍下,她结识了一位家乡在冲绳的日本人。喜欢,谈不上;爱情,更别提。眼下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10月6日签证就要到期了。于是,她在9月28日又一次正式办理手续结婚,并且购买了10月5日的飞机票,准备回国再办结婚签证重返日本。
事情又节外生枝了。9月10日,一位台湾朋友看见她,说现在有一个48岁的台湾商人正在“募集”老婆。她动心了,和这位台湾商人见了面。商人并不和她直接谈结婚的事情,而是像慈爱的父亲一般劝导她:“你为什么要和自己不称心的人结婚呢?人家偷渡都要来日本。你怎么好拿着结婚证书再回国等签证呢?我在浅草桥附近有一家旅馆,你来帮助我照料旅馆吧。每个月给你20万日元,这样做黑户口也安心喽。以后的事情,好谈。”
她没有犹豫。10月3日上午办理了离婚手续。下午办理了退机票手续,晚上搬进了台湾商人的旅馆。一天以后,她从旅馆客人那里得知:这位台湾商人今年60岁;老婆在台湾;现在持有商务签证,每次入境后只能在日本居住15天;他有一家旅馆,需要人照顾。
听着这一切。她几乎晕了讨去。
● “死马当活马治”。她渴望着绝路逢生。这样,不免“急病乱投医”。结果,她又一次陷入骗局。
她尽管成为了“黑户口”,还是努力地想使自己走出生活的骗局。从报纸上,她看到一家名为“在日华人联合服务中心”的广告,里面能够解决的诸如签证、住房、打工、婚姻介绍等问题都是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31日,她给这家服务中心打电话,诉说了自己生活的不幸。对方的回答是这样的:“你找我们算是找对了。你要不回来的80万日元赔偿费,我们可以帮助你去要,不过,要回来后,我们要各分一半,我们还可以帮助你由黑变白。你别不相信,东京入管局的人和我们是朋友,天天都在一起喝酒,像你这种情况的,先不要找工作,还是先找老公吧。我们给你找一个社长,你就不用工作了。你先付10万日元,我们每个星期都给你找一个人.供你挑选。这样吧,你先到高田马场来,我们见面谈谈。”她去了。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的咖啡馆里面,她见到这家服务中心的高桥先生(一个和日本人结婚的中国人)和郑先生。自然,两位先生还是口若悬河,声称自己的公司有3,000万日元的资金,“人家不能办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办到”。看到她钱包里面的银行卡后,两位先生有点坐卧不安,催促她立即到银行提取了10万日元。临了,两位先生让她支付了咖啡馆里的饮食费用。最后,高桥先生先走一步,郑先生一定让她再请吃一顿“定食”,原因是时间太晚了。
事后,她天天打电话给服务中心,询问进展情况。有时是高桥先生接的,十分不耐烦地说:“我让你7点钟打来电话,你为什么6点50分打来呢?”等到7点钟再给高桥先生打电话时,便没有人来接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接电话,或者有人接电话后,一听是她的声音,就立刻切断。她仍然不甘心,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去找,才知道根本没有这样一栋建筑!当我结束这次采访的时候,得知“在日华人综合服务中心”行骗一事,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警方同时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出面投诉。
当我送她离开编辑部的时候,我觉得这位上海女性,遭受的不幸实在是太多了。她一次又一次顽强地与命运之神抗争。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这其中,有对手的丑恶,有法律的悲哀,有世间的冷酷,也有个人的盲目。
她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这样启示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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