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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歼6直飞海参崴未被发现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恒宝 时间: 2010-1-5 11:40
标题: 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歼6直飞海参崴未被发现
2010-01-05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 2009年第11期，作者:徐秉君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当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当时，举世公认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空防体系。据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400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00台防空雷达和2100架随时待命起飞的喷气式截击机。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空中屏障。在莫斯科周围，更有一个几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系统，足以抵御核打击。 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毁；1983年8月，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偏航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机毁人亡。而这次，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飞行小时经历的业余飞机爱好者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区，这不能不使苏联当局惊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没有什么比这次飞行事件更使苏联当局难堪的了。”

为此，5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的职务，75岁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天元帅也被撤职，由64岁的亚佐夫大将接任。这种决然措施在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上极为少见。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鲁斯特的举动是“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他已被拘留审查。31日，苏联新闻社社长法林表示，红场飞机事件不会影响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称:“应该感谢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防空系统存在的漏洞。”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人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天之骄子的堕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 ”，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以使其能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因此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但大家并不介意，只是认为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也从不计较。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不久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但这时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阶段，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这就给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带来很大困难。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后来，组织上经过努力终于在师部驻地为其爱人安排了工作。但由于他爱人性格外向，又很善于交际，分居两地他很不放心。于是，他又向已调任副师长的老团长提出，要调到师部驻地飞行团工作的要求。本以为老首长能给他一些关照，没想到治军严格的老团长对他过多考虑个人问题的想法给予了严肃批评。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因而认为是老首长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除了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以外，团里还尽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给王宝玉以更多的帮助和照顾。团领导为王宝玉改善夫妻关系尽可能创造机会和条件，借其妻子回青岛老家生孩子的机会，特批准他单独去青岛疗养院疗养和休假，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实际上，这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因为这段时间，正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也是造成王宝玉政治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登机前，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与他交接飞机的飞行员，尽管他们是航校的老同学，但这位飞行员还是感到有些奇怪，以为王宝玉是嫌戴手表碍事请他暂为保管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也没太在意。随后，王宝玉转身登机，旋即起飞，正常出航，到达预定空域后，突然转航脱离编队，超低空直向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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