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实验中心占用4F-7F四个楼层，四楼做分子生物学常规提取核酸、测序和PCR实验属于P2级生物安全lab；五楼试料保存和液氮室、清洗备品室；六楼细胞培养室属于P3级生物安全lab；七楼动物饲育室。当然在实验中都是禁止吸烟饮食的，我窃以为门牌上还应该填上禁止说话，事实上，我感到日本的研究者们在实验进行中很少说话。刚来时还不习惯，怎么实验室这么安静啊，除了slience就是空调和换气扇的声音，大家都把精力focus on 手中的实验上了，想提问或者想说点什么都感到自己是破坏了这种专心致志的气氛，还是缄口为妙。在国内我们不论在医院工作还是研究室都是一边喋喋不休的说话一边操作，即使戴了口罩。实验室新来了个学术交流的俄罗斯研究员——盖琳娜，我问她是否俄罗斯的研究室也是这种沉默安静的气氛，她说：“we speak all the time”，可见这点是日本有别与其它国家的风格。日本人将工作和私人生活分的很开，工作时间只谈科研和实验的问题，除了工作餐时简单闲聊几句，很少谈私事。我也没被日本人追问过家庭婚姻等方面的背景问题。科里的电话只是接听和订购试剂之用，其它个人私事全是用自己的携带电话。国内即使是在夜班或者急诊时，用公用科室电话聊私事也很普遍，有时急诊科询问检查结果的电话打不进来，让医生十分火光，这点我们应学习日本的敬业精神。
教授也可以这样当
我所在的研究中心人员构成比较简单，一个教授、一个讲师、一个助教，其它都是学生和辅助技术员。据说日本等级观念很严格，日语中的敬语就是体现，因此以为日本教授通常会是很严厉和面无表情、高高在上的。意外和幸运的是我的教授是位亲切的老师，生活上教授常询问我是否对日本的饮食习惯，住宿条件如何。但是在学术上他依然是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的。刚来几个月时，大学院要求新入学的PHD写研究计划，我直到最后期限的前三天才写出来，交给教授修改。教授严肃的说“你应该在递交大学院2周前完成，这样我才有充分的时间修改”。尽管如此，教授还是细致的帮我修改了research plan outline, 连标点和拼写错误都直接给我修正。这样，2天内老教授给我修改了7次，内容和格式令人满意，语法也十分地道，通过这次改稿，我叹服日本教授的严谨和高效率，也给自己一个教训，做事情要提前、要抓紧。教授的专业英语那么强，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年教授博士毕业后留学美国MIT麻省理工，英语的听说读写自然就拔群了。教授的好几个学生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假期回日本探亲时都不忘来探望他，可见教授的“好人缘”。研究室人员不多，但学术交流却很频繁，除了教授自己去开会，他也会支持助教和学生们去美国、巴西、上海、大连等地开国际学术会议。科里的学部生也会利用假期去美国的医院参观学习。有这样优越的条件，研究者们自然视野开阔，了解相关专业最前沿动态。上半年仅仅往返美国的学术交流就至少5人次，与外界尤其是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的如此频繁的学术交流是我没想到的。留学生也可报名参加留学生科组织的去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参观见学。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什么讲究洁净的日本人甲流感染比较多，出差去美洲的机会就像我国地方去北京一样，很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