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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谁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惨案？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恒宝 时间: 2009-8-19 12:41
标题: 谁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惨案？
2009年8月19日
在抗战胜利已经62年的今天，日本的极右势力仍然否认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我在整理父亲生平材料时，发现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贝德士信函，是经由我父亲传递给国民政府当局的。今予披露，使我们认识到敢于在腥风血雨中救助中国难民、并视“揭露暴行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的国际友人是多么可佩可敬，屠杀30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日军是多么可恶可恨!

　　父亲黄溥(1896—1982)，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是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他两次自费留美，获教育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两次担任中学校长共约10年，3次出国考察欧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中等教育，从事大学教育工作50余年，历任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副校长，3次代理大学校长。在担任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期间，校长韦卓民被邀出国讲学和休假，学校董事会第二次推举父亲代理校长。1937年6月，他刚主持校务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了。父亲一面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组织维护学校的秩序和财产安全，8月以后又请民工修建防空洞；一面主持日常的校务工作，坚持既定的教学计划，一面抓紧完成基建收尾工程。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形成，武汉民众抗日热情高涨。父亲请周恩来、郭沫若等名人来校作抗日形势报告，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抗日热情。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组织成立了武昌火车南站救护站，救护路过的负伤战士。因救护工作突出，受到武汉政府的嘉奖。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向西逃难的人源源不断地经过武汉。1937年8月15日，战火还刚刚在上海燃烧，南京即遭到日机轰炸。从9月到11月，日机经常像黄蜂一样布满南京天空，进行毁灭性的大轰炸。日机不仅对军事目标，而且对南京城内的商业区、居民区、文教卫生设施，以及文化古迹等非军事目标也都列为摧毁对象。11月13日上海沦陷。南京政府迁往重庆，各机关、企业、大专院校也都纷纷南迁。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南迁的师生大都拥进武昌华中大学暂住。12月13日六朝古都南京沦陷，武汉受到了极大威胁。父亲多次召集学校评议会讨论时局，议定对策。多数教授认为，日军南进武汉至少还得半年时间，所以会议决定，克服困难如期完成本学年的第二学期教学任务，然后南迁。

　　南京失陷后的消息传来，全国震动。1938年2月初，一艘美国军舰驶抵汉口，给父亲捎来一封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信函。这封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信函，是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Mr.MinerSearreBates。1897—1978)向外界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一份极其重要的信函。美国人贝德士1920年7月到南京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等系任教，直到1950年才离华返美。1937年8月以后，日军进攻上海、南京，金陵大学西迁四川成都，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留在南京守护校产，并经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南京沦陷前后，他与金大社会学系史迈士教授，以及校外人士约翰·H·D·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费吴生、马约翰等20多位外籍非官方人士，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并担任该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

　　贝德士和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国际友人，做了大量救济难民与对外揭露日军暴行的艰巨工作。他们目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掳的暴行，无比愤慨。他们以辩论、恳求乃至自己的躯体，在刺刀与牺牲者之间从事难民工作，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把难民集聚于庇护所，并且为安全区内7万难民谋求食物和栖身之所。他们日复一日地前往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递交他们的抗议、呼吁，并逐日记录和填写日军暴行的表格。德国人拉贝和费吴生每天写日军暴行日记，史迈士教授和马约翰还拍摄了许多日军暴行的照片。贝德士以他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当时就作了大量实录与对外报道。由于贝德士是最后一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遂将国际委员会极其宝贵的档案文献资料全部保存下来；连同1946年7月贝德士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记录副本和有关此次审判的报道，都以《贝德士文献》案卷珍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贝德士文献》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血写的历史不可改变!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兽性大发的日军疯狂地奸淫烧杀抢劫达6个星期之久，至少8万多女孩、妇女被奸淫，其中6，5万妇女被奸后杀害，中国军民被屠杀的至少在30万以上，全市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古都南京几近灰烬。直到1938年1月22日以后，太屠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才有所收敛。贝德士于日军攻陷南京的第4周，即1938年1月10日写信给他的朋友，揭露了他目睹亲闻日军奸淫烧杀的惨状。这封信是复印并秘密送出去的。由于日军层层封锁消息，贝德士委托一艘救援“帕内伊号”(系美国海军炮舰，于1937年12月12日，即日军侵占南京前一天，在离南京约25英里的长江上游县境内被日机炸沉)的美国海军拖船，将信函带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找了一艘美国兵舰，将这封信转递散发出去，路途辗转一个多月。当时金陵大学西迁成都的师生，大都暂住教会办的武昌华中大学，所以这艘兵舰在汉口靠岸后首先将信函递交华中大学校长。当时代理校长的父亲于2月初才接到这封信，于2月14日即将此信函呈交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

　　我父亲于1934—1935年第一次代理华中大学校长期间，结识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华中大学理学院教授卞彭(后为理学院院长)的夫人是王世杰的独生女。同行加亲戚，两校领导也多有往来。大约1936年王世杰调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年2月来武汉公干。父亲知道后，于2月14日在武昌昙华林华中大学设便宴招待他。

　　席间，父亲陈述了华中大学近况以及暑期西迁的准备，特别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贝德士1月10日信函交给了王世杰。近代史学者章开沅教授(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现华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在《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详细记述了1938年2月14日《王世杰日记》：

　　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选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强奸案当在8000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岁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强奸行为。往往于白昼行之，并往往为军官领导为之!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受侮辱与劫掠，各国使馆俱被劫掠。

　　章开沅教授指出，这段引文摘自“《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第一册，第163、178-179页”，并在注释中特别指出，“1991年秋，吴相湘先生曾经由‘对日索赔会’同仁章铨函告，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是由Bates信件始知南京大屠杀事，故贝德士文件，见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事实证明，当时国民政府是由贝氏这封函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的。

　　约翰·H·D·拉贝和费吴生都翔实地记有日军暴行日记，1996年《拉贝日记》才出版。史迈士教授编写、在国外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并附有当时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是极其珍贵的“证据”。但是，这些珍贵史料都是大屠杀之后才出版的。现在查有实据的贝德士1月10日信函，是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章开沅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看到了这封信函的原件(原文已由章开沅全文翻译，约3800字，登载在章开沅著《辛亥前后史实论丛续编》中“让事实说话”一文，第275—280页)，并且考证了登载有这封信函内容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出版情况。

　　章开沅教授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集结，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dey)编著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Modem Age Books,Ine,Loncleon,NewYork:1938)1938年7月，杨明译的中文本《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这本揭露日军暴行的史料集是贝德士与田伯烈记者共同策划和编辑的，贝德士还校阅了全部文稿。他在1938年4月12日从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说得很清楚：“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J·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他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的陈述中国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为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连成一体，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发展，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该书还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还有我在1月10日叙述过去几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况的信。”该书还引用了费吴生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登载了马约翰关于日军暴行的几张照片。

　　章开沅教授考订的史料证明，美国人贝德士最先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罪行。作为当时中立国的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贝德士在那封著名的信函中说：“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的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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